走近留守儿童足球队:进入城市唯一“通行证”

发布时间:2019-01-10 11:56:13
走近留守儿童足球队:进入城市唯一“通行证”

  □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,被送到这所偏僻的山区小学,摆满了两张桌子。

  □这些奖杯几乎成了这支留守儿童足球队走出莽莽大山、进入城市唯一的“通行证”。

  □可足球不能替代父母,这群留守儿童宁可不走出大山,不去“大重庆”读书,也希望和父母在一起。

  从重庆北站搭乘动车,要经过1个多小时手机信号全无的路途才能到达石柱县城,而那里距离三河镇小学尚有6公里山路。

  渝东褶皱的山脉将它与直辖市重庆的热闹分隔开来。山沟沟里的三河镇小学与外界最大的联系,是全校近1000名学生中,60%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大山之外打工。

  在这个偏僻隔绝、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,最闪耀的是一支女子足球队。

  一座座金灿灿的奖杯经由黑暗漫长的穿山隧道被运到这里,挤满了学校会议室前侧的两张矮桌。最“名震山外”的一次是去年11月,足球队在重庆校园足球联赛市级总决赛中夺得冠军。

  如今,这些奖杯几乎成了她们走出莽莽大山、进入城市唯一的“通行证”。今年毕业的10名校队队员全部被重庆市区的初中看中,进城上学。

  六年级(1)班的陶思芊也是其中的幸运儿之一。只是,面对为她骄傲的校长,她犹豫着咽下了自己的秘密。

马灵巧在练习颠球

  一个人,一只球

  下午3点,放学铃一响,等不及老师宣布下课,陶思芊已经在课桌下开始了小动作——把堆在脚踝的足球长筒袜拉到膝盖下方。

  这是她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。

  当校园渐渐空下来,蝉声覆盖住嬉闹声,就到了三河镇小学足球队每天放学后雷打不动的两小时训练时间。

  这是一块由深浅间隔的人工草地铺就的7人制足球场,却要供120个学生分享。由于“人多地少”,低年级的“小不点”基本上只在球场外围活动。女队高年级组的队员也时不时要在一边候场,等待教练魏小光的一声“换人”。

  对陶思芊来说,无论是空间有限的场地,训练用的“打气都能爆炸”的劣质皮球,还是松松地挂在球门上、被磨得起毛还破了几个大洞的球网,都不会让足球带给她的快乐打上半点折扣。

  经过1小时的训练,她的脸颊像烧红的炭,头顶仿佛蒸腾着热气。她像男队队员一样,拧开矿泉水瓶盖,往脸上抹了一把水。

  陶思芊很享受抬脚、一记劲射、进球这种“很爽的感觉”。她也很享受3人一组传球练习时,和搭档马诗彤、马灵巧,偷偷用“马大姐”“陶大姐”称呼对方,这足以让几个小女生笑个不停。

  这是一支“色泽鲜艳”的队伍。训练的时候,大家从一堆五颜六色的球衣里随便选一件来穿,红色、黄色、蓝色,印着不同赞助商和相同的“三河镇小学”字样。

  当全身汗湿得就像从水里捞起来的她们踏出校门,就回到留守儿童的底色中来。

  一墙之隔的校外,卖炸洋芋和关东煮的小车已经收摊,路上空空荡荡。除了学校隔壁的两三家小卖部,学校所在街道上的一排商品房一楼店面都关门大吉。无论是“家具城”还是“大药房”,紧闭的卷闸门上都写着“店面转让”。

  “与其背井离乡去打工,不如回家做天街房东”的广告牌显然不能挽留住三河镇人的脚步。球队里大部分人的父母都在外务工,马灵巧、马诗彤都和奶奶一起生活。

  从学校往西走500米,路边一幢两层的小楼就是陶思芊的家。从一楼房檐伸出来的遮雨棚,让没有开灯的一层看上去像一个黑咕隆咚的洞口。

  如今,陶思芊独自一人生活。她的父母在石柱县的另一个地方修路。在这份工作之前,爸爸不定期地去湖南等地做建筑工人,妈妈在县城卖过鞋,也在家经营过小卖部。

  生活中,这个12岁的女生像在球场上一样动作麻利。早上闹钟一响,她起来做面条、蛋炒饭,端出冰箱里的咸菜。吃完收拾妥当,踮着脚把擦桌子抹布挂好。

  在踢足球之前,陶思芊喜欢画画和看电视。

  如今,她用足球打发在家的时间,一楼的墙壁上布满了足球的印子。在电影明星Angelababy之外,陶思芊又把葡萄牙足球运动员C罗作为自己的偶像。她在学校图书角的一本杂志上读到了C罗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下练球的故事,杂志上说,C罗小时候就拥有自己的球场,那是水泥地的大街。

  陶思芊从没看过她的足球偶像的比赛。如火如荼地举办着的欧洲杯,也走不进电视频道有限的大山。

  洗完澡出来,她换上第二天要穿的球衣钻进被窝,期待早晨的到来。

  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,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“吉祥物”

  如果不是赶上了“好时候”,陶思芊也许会发现自己跟C罗多了一个共同点——在水泥地上踢球。

  两年前,学校还没有球场。学生从水泥地上跑过去,总是带起尘土飞扬,而且一摔就是一身伤。校长孙晓鸣承诺,一定给大家修一个足球场。

  建场地需要将近50万元,这是一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的乡镇小学不可能拿得出的数目。 孙晓鸣到石柱县体育局和教委“到处要钱”。东拼西凑钱也不够,孙晓鸣最后赊着工程款开始动工。球场建成两年后,钱才付清。

一个人居住的陶思芊在做饭

  孙晓鸣是球场边最忠实的观众。有时候看得急了,穿着西装裤和皮鞋的他干脆冲上场去,踮起小碎步给学生示范带球技术,不顾腰间的钥匙串叮当作响。

  球场边很少有家长“啦啦队”。五年级的马诗彤在球场凶狠拼抢的时候,她的爸爸正在1700多公里外的浙江宁波送快递。

  为了偿还马诗彤爷爷去世前治病欠下的几万元钱债务,原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跑运输的他只得和妻子到更远的地方打工。

  土墙旁边掉漆的鞋架上放着三双踢得灰扑扑的球鞋。家门前那片一下雨就涝成池塘的空地,是她和队友一起练习颠球的地方。

  每天早晨,当马诗彤走下水泥砌出的100多级歪歪斜斜的台阶去上学时,她爸爸已经开着电动三轮车在宁波的大街小巷穿梭。

  马诗彤的爸爸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。每周日晚上,他和马诗彤视频通话10多分钟。

  马诗彤早就习惯了家长的缺席,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在球场上是严防死守的后卫,平日里也寡言冷静,想爸妈的时候不会哭。

  好不容易有一次,爸爸恰好从宁波回家办事,在被学校老师叫去开会的时候,顺便在训练场边站了一会儿。

  这一站,让这个有点酷酷的女生乱了阵脚,她觉得高兴,可心里咚咚地打鼓。脚一偏,传飞了好几个球。

  在老师眼里,这些飞来飞去的劣质足球正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“吉祥物”。

  2012年,当过12年体育老师的孙晓鸣调任三河镇小学校长,他便决定把足球作为学校的发展特色。

  在他看来,篮球和排球对身高有要求,而农村孩子个头普遍偏矮。足球是一项低门槛的运动,不需要多少器械,场地大与小都可以动,便于普及。他还把女足选定为学校的突破口。“农村孩子能吃苦、体力好,容易培养出好苗子。”

  在这所没有师资开设英语课的学校,找不出一个懂足球的老师。

  学校里没有足球,孙晓鸣又去教委要了2万元钱,20元一个胶皮球买了1000个,让学校里人人有球踢。就这样,2013年4月,三河镇小学女子足球队“凑合”着成立了。第二年,男子足球队也“马马虎虎”组建了起来。

两队员在练习头球。

  “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!”

  踢球后,四年级的守门员丁小娟觉得自己变瘦了,短发的后卫马诗彤觉得自己“更凶了”,一群害羞的乡下姑娘都感觉“活泼多了,话多了”。

  当然,最大的共同点是变黑了。褪下足球袜,会看到她们结实的小腿都分成了黑白分明的两截。每个女孩都顶着一张黝黑的脸,除了有虫斑的地方一块块泛着白。

  跟她们一起变黑的还有教练。

  4个教练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学校,在第一节课前训练1个多小时。下午风雨无阻地训练2个小时。

  这些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几乎没有物质报酬。教练每天只拿20块钱的补贴,“就是一个喝水的钱”。

  女队主教练魏小光的妻子没有工作。为了赚些外快,魏小光开了一个茶摊。每天下午训练结束后,他骑摩托车从学校回到在县城的家,还要在茶摊忙活到凌晨一点多才能休息。遇到足球队有晨训的时候,他只能睡三四个钟头。

  带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的时候,魏小光一走就是一个月,还得花3000块钱雇人帮忙料理茶摊生意。妻子嘴上抱怨着“儿子都不认识他了”,一转头帮他买好了十几个孩子的车票。

  在魏小光的眼里,这些农村孩子肯吃苦,不娇气。女孩最开始一天哭两三次,到现在很少有人哭。有的人摔破了膝盖,眼泪流下来,“头一甩就忘掉了”。

  2014年4月,球队首次出征,参加县里的小学生女子组比赛。没有拿到名次,后来一打听,全县倒数第二名。

  短短一年后,她们就取得了石柱县校园足球小学组冠军,还要去“大重庆”打大比赛。

  在重庆,她们以“11∶0”“8∶0”“6∶0”等等大比分优势一往无前,最后一场决赛让对手进了一粒球,顺利升入全市小学的决赛。

  第一次穿过大山到重庆主城区打比赛时,陶思芊和队友们激动得一路都在叫嚷。

  “重庆的房子都好高好高!” 她一下子把手举过头顶。队员们都把去市区称为“去重庆”,好像自己的乡镇并不属于这个行政范围。

  对于生活在三河镇上和附近山里的她们来说,那里到处都是“好玩的”。

  第一次吃到自助餐,孩子们觉得非常新鲜。“餐厅特别大,有好大一块区域都是各种各样的菜!”自己在家时,陶思芊的选择只有门前小花圃里种的白菜、黄瓜和葱。作为几次比赛的奖励,她们还参观了动物园和科技馆。

  让陶思芊震撼的还有主城区学校的球场,进行5人制比赛的时候,它居然可以分成两个场子同时用。踩在这样的绿茵场上,她的腿不由自主地发抖。

  出现这种情况的不止她一个。魏小光看到,有的队员平时明明训练得很好,到了场上动作却拉不开。还有孩子到了之后一晚上睡不着觉,第二天比赛时没精神。

  他完全理解孩子们的心情。“要是我到北京,肯定也紧张。”末了,他又补充一句,“当然,我也没到过北京。”

足球场全貌。

  时间久了,当对“大重庆”越来越“无感”时,这群“野孩子”就所向披靡了。

  “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!”

  在球场,总有一条无形的线划开了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。城里孩子的腿“白得就跟萝卜一样”。

  还有声势浩大的市区小学的观战亲友团。“就跟高考似的,又是送水,又是红牛。”家长们拉着横幅,喊着口号,彩旗飘飘。

  三河镇小学队这边总是孤零零的。

  最得意的一次比赛,人如其名的前锋马灵巧连进两球,赢得了观众一片掌声。她高兴极了,咧开的嘴唇怎么也包不住上翘的门牙。

  喝彩的场外观众里却从来没有她的父母。在重庆拿了市区总冠军之后,她晚上到家,兴高采烈地给爸爸打电话,只能得到一句抽象的夸奖:“你们还挺凶的,都踢到重庆去了!”

  事实上,不光是比赛,她甚至没有过一次有父母陪伴的生日。出生6个月时,爸爸妈妈就把她和大她9岁的哥哥托付给爷爷奶奶,外出到浙江温州的绣花厂打工。

  12年来,他们只回来过两三次,已经吃不惯老母亲做的家乡饭菜。平日电话里,做父母的最担心女儿的安全,总是反复叮嘱她注意用电、上学路上小心过河、要听爷爷奶奶的话。他们注意到,女儿踢球以后身体变好了,不像小时候那样经常肚子疼了。

  马灵巧的爷爷还住在山区老家守着庄稼,每个月奶奶都要回去几天帮忙,那是马灵巧最脆弱的时候。从小锻炼出极强自理能力的她做饭洗衣上学都不成问题,但是会格外地想念爸爸妈妈。

  自从在川北医学院读大学的哥哥给马灵巧买了一只黄色的足球,她找到了一个排遣寂寞的好方法。空荡荡的客厅,成了马灵巧练球的场所。

  今年春节,马灵巧的父母回家过年,还给她买了一件“温州最流行的羽绒服”,马灵巧却不喜欢。

堆满桌子的奖杯。

  她不想要羽绒服,她最想要的,是马诗彤的那种智能手机。

  她拥有的那台奶奶给买的旺旺仙贝大小的手机,只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,不能上网也不能储存照片。这一点让她十分介意,因为她常常想着想着爸妈就想不清楚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。

  在家度过的一个月里,爸妈偶尔因为卫生习惯数落她两句,马灵巧扭头就不理人了。第二天起来吃早饭,她突然撂下一句:“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不也照样生活!”

  听着这话,爸爸觉得心里被刀子扎了一样刺痛。

  这位40多岁的父亲说,“不到1岁我们就把她扔到一边,她觉得陌生、不认识你,那你能怎么办?”

  有些让他宽慰的是,马灵巧越来越懂事。有时她夜里打来电话,正赶上夫妻俩在工厂加班,女儿会说,“你们也是不容易”。

  “她现在能理解,这是形势逼人,逼着离开家的。”

  爸爸妈妈不知道的是,马灵巧还有很多秘密。体育课上被球砸肿了耳朵,被送到医院,她坚决不让班主任给家长打电话,怕“说了之后爸爸妈妈担心”。

  在学校,马灵巧从来不向队友讲起对爸妈的想念。

  跟马诗彤天天黏在一起玩的队友中,很多人的爸爸妈妈也常年在外打工,她们的父母在哪个省、做什么工作,马诗彤一概不知。

  “我们一般不聊父母,”马诗彤说,“都聊一些开心的事。”

  “妈妈在家的时候,一切都好了。”

  在三河镇小学,比起开足球课,更难的是召开家长会,到场的多半都是爷爷奶奶。

  “有时候发现一个学生的自觉性下降了,或者衣服不整洁了,我就知道他的父母又出去打工了。”一位老师说。

  每年春节后,学校会跟家长沟通,希望至少有一方留在学生身边。对着电话,有老师重复了无数次:“你挣钱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,成长过程中的缺憾是用金钱弥补不回来的。”

  “我们不否定你挣钱,但是现在通讯那么方便,白天做活,晚上可以多跟孩子联系吧?”

  尽管学校组织了足球队,放学后开设了葫芦丝、大鼓、绘画、刺绣等课外班,还推行“替代家长”。可父母的角色,无法替代。

  在马诗彤眼里,同桌冉玉凤是幸运的。毕竟,她还有爸爸在家里。

  冉玉凤的妈妈马德芬自小丧母,马德芬很清楚对一个孩子,没有妈妈陪伴的成长意味着什么。

  因为没有妈妈,“来那个”的时候,马德芬手足无措地问别人该怎么办,被人戏弄和笑话了一圈,最后叔叔家的姐姐给了一张“纸”,她还不知道怎么用。

  她有些担忧千里之外11岁的女儿。“如果哪一天她‘来那个’了,肯定也会慌张。”

  可是,自从丈夫2010年在重庆市区修桥时从高空坠落,失去了劳动能力,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就落到了马德芬的肩上。从前在县城一个月一千来块钱的收入变得远远不够,她只得南下广东一家生产手机配件的电子厂打工,一次去好几个月。

  每次出发都伴着眼泪。冉玉凤放学回来,看到妈妈已经做好了一大桌菜,开心地问:“今天干嘛做那么多好吃的?”

  “我买好去广东的票了。”马德芬开始哭起来。

  临行前的每一天晚上,她都吃不好也睡不好,夜里频频起来去偷看女儿和儿子睡觉的样子。由于受不了告别,她故意等到女儿上学之后自己再出发。

  可是,在家的时候,马德芬也总是自责不是一个好妈妈。女儿很小就勤快懂事,6岁多就学会自己洗衣服,上学也没让她操心接送过。生活压力太大了或者跟丈夫冷战了,她还是忍不住往女儿头上撒气,转头就训斥,“做作业这么不认真!”看到女儿把自己的房门关上,她又心很痛,反省自己不应该这么凶。

  她还觉得自己“说话不在点子上”,这让女儿有事也都是闷在心里,不愿意跟她讲。

  同样不讲的还有女儿对她的思念。每次一家人视频聊天,哭得最凶的都是马德芬,女儿不时走出镜头范围,没有在她面前流泪。

  而在学校里,冉玉凤从妈妈生日前十天就开始忍不住告诉同学:“我妈妈的生日快到了,我好想她。”

  她从过年攒下的压岁钱里拿出40元钱给自己买了一只足球。每天傍晚在房前屋后玩抛球和颠球。

  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,马德芬赶上看了一场女儿的足球比赛。在台下狂喊加油的她其实“什么都不知道”,但是一看到女儿“跑得挺快的”“很有精神”,就特别兴奋。

  “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,只希望能养大孩子。”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她有些愧疚从不能指导女儿做作业,“踢球和读书都还是要靠校长”。

  女儿冉玉凤从没有告诉她,她内心给妈妈打了高分。妈妈给自己做饭、洗衣服、关心自己,已经让她觉得很幸福。

  “妈妈在家的时候,一切都好了。”冉玉凤露出浅浅的酒窝。

  走出大山!

  对于冉玉凤这样的低保户家庭,校长孙晓鸣格外关注。他希望冉玉凤的父母一定要坚持供孩子读书,不要把她当成劳力来使用,“要不然一代一代的只会永远受穷”。

  让孩子不再重复自己的生活,这正是马德芬的动力。

  在闷热难耐的厂房里上班的时候,她最大的期望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后成为“有文化的人”,能够坐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凉快。

 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,她必须努力挣钱供他们上学。

  哪怕对工作手套过敏的手指已经开裂化脓,她也忍着痛不请假。而就算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,她最多也只能拿到4000多元钱。平日里,马德芬“花一分钱都要想半天”,在工厂饭堂吃1块6一两的剩菜。

  “这就是农村孩子的命。”35岁的她说自己头顶上已经全白,有的时候连气都喘不过来。

  “万一,我女儿就改变命运了呢?”她转念一想,不由得高兴起来:“那我肯定整晚睡不着,做梦都要笑醒!”

  马灵巧的父母也希望女儿“读出来转为城市人口”,拿稳定的工资,“淘汰打工的身份”。

  这对从1993年开始背井离乡打工的夫妻说自己“打怕了”,却还不能停下来。这边老板给发工资,转头就得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“发工资”。“等他们不需要找我拿钱了,我就能退出江湖。”马灵巧的爸爸说。

  初中没读完就辍学的他和小学文化的妻子如今都做到了车间领班,夫妻俩每个月加一起也只能挣六七千元。

  他们希望儿女“有自己的能力去找钱,不要像我们这么大年纪还要卖苦力”。

  马灵巧刚开始踢球的时候,他们还顾虑会影响学习,反对了一段时间,直到女儿的成绩稳定在班里前两名才稍稍放心。

  他们并不了解,通过踢球,女儿也许能踢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。

  今年6月,包括马灵巧、陶思芊在内的六年级毕业班的10名队员被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和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选中,她们不仅不用交纳跨区择校的高价,还有可能申请到一定量的生活补贴。

  马灵巧爸爸的第一反应是,“这是不是骗人的?”托儿子在网上查了一番之后,他的心才定了下来。

  陶思芊妈妈也非常支持。一直生活在石柱县内的她说不出具体的所以然,但是相信“能走出去那肯定不一样”。

  陶思芊是她的第三个孩子,在享受二孩政策的土家族属于超生的一个。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,夫妻俩考虑过把她送人,并联系好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的买家。

  哭了一整夜之后,陶思芊的妈妈又改变了主意,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让丈夫把女儿抱了回来。后来回想起这件事,她对女儿说,“要是那时候叫人把你抱走,说不定你就在大城市生活了。”

  马灵巧和陶思芊多次在班会课上、摄像机前用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演讲:到了更好的环境会好好踢球,将来成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,为国争光。

  足球带给孩子们一条出路。只是,“娃还小,不知道珍惜”。教练预言,5年以后,等她们再长大一些,就会明白这段人生转折的重要意义。

  趴在自己家的窗前,马灵巧垂下睫毛,轻声嘟囔着舍不得奶奶。

  “其实我不是很开心,”陶思芊听到可以进城读书的消息后,心事重重,“我妈妈生我的时候42岁,现在已经50多了,我想多陪在她的身边。”

  (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陈轶男文并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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